刑法修正案(九)的正式實施，標志著國內(nèi)在打擊考試作弊方面，正式邁入了法治化的軌道。

　　將于今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中，新增了多項入罪罪名。大學生們要小心了：學生替考作弊，可能被判刑!請人代考，或者自己幫人當“槍手”，都可能撞在“槍口”上。到時的處理，遠不止“校規(guī)處分”、開除那么簡單了，輕則處拘役或者管制，如果屬于“組織作弊的”，最高可以判7年徒刑!(《廣州日報》 10月25日)

　　組織作弊是一種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不僅擾亂了社會秩序，還踐踏了社會的公平正義，具有底線破壞的嚴重性。近年來，在高考、考研、四六級考試等大型考試中，作弊現(xiàn)象屢見不鮮，一些作弊手段囂張、性質(zhì)嚴重，造成了較惡劣的社會影響。因而，加大對組織替考等作弊行為的嚴懲，維護良好的考試秩序成為社會強烈的呼聲。在刑法規(guī)定還存在短板的情況下，通過修正案的方式新增入罪罪名，對打擊考試作弊等犯罪行為具有基礎性作用。

　　我國規(guī)范考試行為的法律法規(guī)及規(guī)范性文件有三類：第一類是基本法律;第二類是國務院發(fā)布的行政法規(guī)，如《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暫行條例》等;第三類是有關部委發(fā)布的部門規(guī)章。從實踐中不難看出，對于組織團伙作弊的行為，行政法規(guī)幾乎對其無能為力，只能對考生作出取消考試資格等處理。在刑罰方面，修正案(九)出臺之前，考試期間通過各種方式在考場內(nèi)外傳遞信息的情形，刑法規(guī)定還是空白，尚無法作為犯罪處理，“無法可依”成為執(zhí)法困擾。

　　之前諸如山西忻州高考舞弊案等案例，對利用高科技工具進行舞弊的組織者，最終以泄露國家秘密罪作為定罪的依據(jù)，足以表明缺乏適當罪名的尷尬。隨著犯罪分子組織作弊的手段越來越高明，執(zhí)法部門打擊起來存在很大的難度，往往要花費巨大的物力、財力和人力。付出的成本過高，也成為擺在執(zhí)法部門面前的一道難題。

　　同時，法律對替代考試當槍手之類的行為，更是沒有明確提及，往往是行政處理代替刑事處罰。學生考試作弊或者幫人當槍手，多以校規(guī)處理了之，自然難以產(chǎn)生威懾力和警醒作用。把犯罪行為按普通違法處理，或者以道德不彰進行紀律處分，其結果就是違反者對后果缺乏敬畏，甚至有恃無恐。高科技作弊形成了產(chǎn)銷一條龍，手段越來越高明，代替別人考試的“槍手”也日益專業(yè)化。不但學校的論壇里隨處可覓得替考信息，而且網(wǎng)上有大量的作弊專業(yè)組織的營銷廣告。考試作弊問題的嚴重性，亟待更強有力的處罰手段。

　　對于考試作弊行為，國外多采取“零容忍”態(tài)度，將其定性為“犯罪”，受到嚴厲處罰。如在韓國，2004年韓國高考史上最大的作弊丑聞發(fā)生后，因涉嫌“替考”被調(diào)查的人員達到2.7萬，替考槍手、給考生傳送答案的課外輔導機構院長等人分別被判刑。在英國法律中，替考行為屬于詐騙罪范疇，使用偽造身份證件屬較嚴重的刑事犯罪。今年5月，15名中國公民因涉嫌“替考”，被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大陪審團起訴。根據(jù)美國相關法律，涉案人員可能被處最高20年的監(jiān)禁和25萬美元罰金。

　　不難看出，盡管在刑罰上存在較大的差異性，然而這些國家的一個共性是，其法律訴求的核心，都是讓跨越法律的行為付出了極高的犯罪成本，以此遏制考試作弊的沖動，并對具體的犯罪行為加強打擊，從根本上遏制作弊行為的發(fā)生。事實上，正是這種嚴刑峻法發(fā)揮了巨大的震懾效應，也為考試秩序的規(guī)范和社會的公平打下了堅實的法治基礎。從這一點來說，刑法修正案(九)的正式實施，標志著國內(nèi)在打擊考試作弊方面，正式邁入了法治化的軌道。

　　替考作弊入刑之后，無疑將會產(chǎn)生巨大的威懾效應，其前景令人期待。不過，從責權對等的角度來說，相關法律法規(guī)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如果能對花錢作弊的買方市場加大處罰的力度，那么效果將會更加顯著，也能體現(xiàn)法律的公平性原則。在筆者看來，一方面要在立法過程中考慮到作弊的主觀性，在考試作弊定罪中，實現(xiàn)買賣同罪的原則;另一方面，對使用專用器材的行為，應當嚴格按照適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定罪處罰。總之，做到了供需兩端的懲治，考試作弊行為才會得到根本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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