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深圳公務員考試《申論》模擬試題及答案(3)

　　【材料4】

　　2013年11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做《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說明時表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面貌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城鄉(xiāng)二元結構沒有根本改變，城鄉(xiāng)發(fā)展差距不斷拉大趨勢沒有根本扭轉。要根本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推進城鄉(xiāng)發(fā)展一體化。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國家發(fā)改委收入分配課題帶頭人李實認為，城鄉(xiāng)要實現協調發(fā)展。需要解決的一個突出矛盾是縮小城鄉(xiāng)收入差距。

　　統計顯示，2000--2010年期間，城鎮(zhèn)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了2.37倍，年均增長率為9.04%;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加了2.17倍。年均增長率為8.04%。如果細分這10年間的增速，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逐漸追趕城鎮(zhèn)居民收入增長。

　　但是，農民與城鎮(zhèn)居民之間收入絕對額的差距逐年擴大。按當年價計算。2000年城鎮(zhèn)居民的人均收入比農民高出近4500元，2005年高出7238元，2010年高出13190元。也就是說，在此期間，城鄉(xiāng)之間居民收入的絕對額差距上升了近2.93倍。

　　李實認為，中國的城鄉(xiāng)收入差距處于相當高的水平，它構成了中國收入分配格局中一個最為重要的特點，同時也是中國收入分配差距持續(xù)擴大的一個最為重要的推動因素。

　　雖然近幾年城鄉(xiāng)之間收入差距有縮小跡象，但業(yè)內并不認為差距縮小的轉折點已經到來，因為導致收入差距縮小的一些因素不具有長期性。比如對農民收入影響較大的農產品價格，出現大幅上升的勢頭是不可能的，其溫和上升的勢頭又不具有持續(xù)性。

　　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介紹，我國城鄉(xiāng)之間的一次分配差距是3.1左右，但是，經過城市的社會保障福利轉移和各種公共服務的轉移，城鄉(xiāng)差距擴大到5-6倍。換言之，經過二次分配，城鄉(xiāng)差距擴大了。

　　數據顯示，我國已有2.5億農民工，然而制度安排的缺失，使一些已經長期生活在城鎮(zhèn)的農村戶籍居民，難以得到與城鎮(zhèn)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同時面臨著勞動就業(yè)、教育培訓、住房、社會保障等方面一系列不平等待遇的制度基礎.剝奪了農民平等參與競爭的機會，加大了城鄉(xiāng)收入差距。

　　農民增收是一個較為長期的過程，但通過國家政策的調整，改變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方面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在較短的時間內縮小城鄉(xiāng)之間、發(fā)達地區(qū)與欠發(fā)達地區(qū)之間的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差距，是可能的。

　　《決定》指出，推進農業(yè)轉移人15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yè)轉移人IS1轉為城鎮(zhèn)居民。創(chuàng)新人口管理，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建制鎮(zhèn)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

　　業(yè)內人士認為，戶籍改革的進展程度，取決于附著其上的福利的供應水平。在小城鎮(zhèn)，為居民提供的福利有限，盡管小城鎮(zhèn)大多開放戶籍，但實際申請者并不多。相反，大城市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相當可觀。也增加了改革的難度。

　　【材料5】

　　調整收入分配。縮小收入差距，抑制貧富分化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點。那么究竟什么樣的收入分配制度更適合我國國情呢?

　　在英國，稅收杠桿是調整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一是征收個人所得稅。英國現行稅法規(guī)定，年薪4800英鎊以下的低收入者不用納稅，超過的部分按不同比例納稅，最高收入所得稅稅率為40%。二是遺產稅和贈與稅。英國稅法規(guī)定，遺產稅和贈與稅合并一起征收。為防止富人通過提前轉移財產逃避遺產稅，稅法規(guī)定，繼承人除了要對死者遺留的財產繳納遺產稅外，還要對死者7年內贈與的財產按不同的稅率繳納贈與稅。

　　近一百年來.英國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總體上處于主導地位。相比之下，資本要素所占比重則呈下降趨勢，這有利于避免收入分配的嚴重分化。另外，為了遏止貧富差距，英國很早就實行了福利制度，1601年頒布了《濟貧法》，19世紀又陸續(xù)制定一系列社會保障制度，實施“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體系。同時，英國政府在私有化進程中，也注意照顧工人階級的利益，政府逐漸建立起一個完整的全國性再就業(yè)培訓和職業(yè)介紹機制，比較好地解決了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再就業(yè)問題。

　　法國是市場經濟機制發(fā)育完善的發(fā)達國家.經濟高度開放，奉行自由的貿易和投資政策。經過二戰(zhàn)后半個世紀的建設發(fā)展，法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貿易、金融和科技大國。法國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并不大。從基尼系數反映的居民收入總體性差距看，法國目前估計不超過0.32.低于0.4的警戒線。

　　法國政府對居民工資的管理主要通過兩種體制分別確定：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包括國有企業(yè))，并在兩種部門之間建立橫向聯系和對比。對于私人部門，政府主要通過控制和指導最工資和行業(yè)工資水平兩個標準，來體現對整個私人部門工資及收入的間接管理調控。對于公共部門，政府通過制定層次明晰的薪酬等級和福利制度，有效保證和規(guī)范公務員工資水平的正常增長。最低工資制度是法國政府進行宏觀工資管理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法國政府非常重視最低工資制度的修改和完善，最低工資標準根據物價指數、經濟發(fā)展、就業(yè)狀況、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支出水平等因素確定，每年根據情況做適當調整，以保障勞動者的基本生活。

　　1848年，法國就提出了實行所得稅的法案，但最終未能付諸行動。1926年所得稅體系框架基本建立起來。1959年對所得稅法進行重大改革，其中主要是改分類所得稅制度為綜合所得稅制度。1971年將個人所得稅法改為所得稅法，改革后的所得稅發(fā)展很快，不久即成為法國稅收收入的重要來源。從國民核算中看，2001年法國個人所得稅和財產稅之和占居民總收入的比例為12.5%，達到1370億歐元。而1990年這一比例僅為7.7%，在10年間提高了近5個百分點。反映出法國政府逐步加強了對所得稅政策的運用。除個人所得稅外，法國政府對居民的存量財產也進行了稅收調節(jié)。

　　另外。法國是個高福利國家，居民的生老病死、失業(yè)、退休、入學、住房等均有相應的社會保障。法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主要包括五項社會保險制度，即養(yǎng)老、醫(yī)療、失業(yè)、家庭補貼和工傷事故，僅前四項就超過國家財政一般預算的規(guī)模。家庭生活補貼是法國社會保障中涉及范圍最廣泛的部分。各類家庭補助名目繁多，常常被視為法國社會福利高水準的具體體現。

　　【材料6】

　　12年前。郭清從湖北老家只身來到北京，經過多年打拼，已經在城市站住了腳。他認為，目前的個稅政策，調整的對象主要是工薪階層，而企業(yè)的管理層靠績效考核等拿高薪，很容易逃避個稅政策。

　　郭清舉例說，像他這樣的公司員工，每個月五六千元的工資.個稅一兩百元，公司部門主管每月七八千元的工資，個稅也只有幾百元�？捎捎谶@幾年旅游熱，市場火，公司中層以上的管理人員，每年年底都有幾萬甚至十幾萬的年終獎金，而這都由公司墊付個稅，完全是稅后收入。像他這樣的基層員工，年終獎則十分微薄。收入差距一下子拉大了。

　　“縮小收入差距，財稅政策有很大空間�！惫逭J為。當前，應加強企業(yè)財務管理.堵住企業(yè)為個人墊付個稅和混淆個人消費、職務消費的現象，真正發(fā)揮個稅在“限高、擴中、提低”收入分配結構中的調節(jié)作用。

　　據統計，我國勞務派遣人員總數已達3000萬人，主要由農民工、城鎮(zhèn)失業(yè)人員、大中專畢業(yè)生構成，大部分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qū);95%以上派遣員工派遣期限超過1年，有的企業(yè)使用派遣工的平均工齡超過5年，個別企業(yè)甚至超過10年。調查發(fā)現，絕大多數勞務派遣崗位都是長期性崗位，已背離了法律規(guī)定的“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范圍。改革用工雙軌制，促進用工制度由身份管理向崗位管理轉變，真正實行按勞分配、“同工同酬”、統一管理，已經不容遲疑。

　　當前，由于某些國有企業(yè)特別是央企強勢擁有國有資源，其資源控制能力、市場份額以及市場話語權(主要是商品定價能力)遠高于一般企業(yè)，在財富分配格局中明顯占優(yōu)勢地位。僅

　　普通勞動者與壟斷國企員工的收入差距持續(xù)拉大;國企管理人員與普通員工的收入差距也在

　　拉大。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yè)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yè)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甚至更高。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收入分配改革不是要重新實行“平均主義”和“大鍋飯”。而是必須堅持鼓勵合法致富的原則，這種鼓勵的核心在于符合社會公平與分配正義條件下的合法致富。要讓勞動者從一般意義上的“勞有所得”轉向“勞有所值”，持續(xù)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

　　中國社科院勞動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必須在改革發(fā)展過程中全面考慮、統籌協調，平衡好不同群體成員內部與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政府要通過各種手段縮小收入差距，加大保障力度，尤其對于農民，實現其社會保障水平與城市的接近，降低基尼系數。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最大的不公平，是一些個人或群體獲得了不應該得到的收入和財富，這主要與國有資產及其收益的分配相關。所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點，是要解決由不合理的制度性安排造成的收入差距過大和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李實：收入差距過大和收入分配不公是現在收入分配體制的兩大問題，特別是收入分配不公，更為迫切地需要解決。亟須出臺一系列改革措施，從根本上遏制腐敗收入、尋租收入和壟斷性收入帶來的收入分配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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