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公務員申論熱點：讓養(yǎng)老政策回歸社會學視角

　　7日，一則“上海新規(guī)：子女拒不回家看看或影響當事人信用”的消息備受外界關注。其中提到，即將于5月1日實施的新版《上海市老年人權益保障條例》，明確家庭成員應當經常看望分開居住或入住養(yǎng)老機構的老年人，養(yǎng)老機構等有權督促;對拒不探望的子女，老人可以提起訴訟，如果當事人拒不執(zhí)行法院判決，相關信息將會歸入信用平臺，對其工作與生活帶來一定的影響。此說法一出，即在網絡上引發(fā)爭議，有網友甚至質疑，雖然這樣要求的出發(fā)點是好的，但如果用法律強制來管人情，有失妥當。

　　就官方公告的《條例》來看，前述消息對“新規(guī)”的描述并不十分準確。仔細比對全文可以發(fā)現，《條例》僅規(guī)定相關機構可以“建議”“督促”家庭成員探望老人，并無將不探望老人者納入社會征信系統的強制性規(guī)定。而從后續(xù)相關新聞報道中可以看出，后半句的說法其實來自上海法制辦負責人對如何保障《條例》實施的回應，即除了道德教化之外，還有訴訟和信用記錄兩種措施。盡管如此，這并未排除現實中于《條例》規(guī)定之外實現這種設想的可能，因為這位負責人提到，北京、江蘇等地已有要求子女“常回家看看”的司法判例，而《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歸集與使用管理辦法》規(guī)定，當事人拒不執(zhí)行生效判決，相關信息會歸入信用平臺。

　　從邏輯起點上說，把子女拒不履行探望責任同個人信用聯系起來的設想，依據是2013年修訂實施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新增的“與老年人分開居住的家庭成員，應當經常看望或者問候老年人”。雖然近兩年的確有法院據此判令子女定期探望，但在現實操作中，該條款一直備受爭議。除了如何定義“經�！边@樣的操作層面的難題外，質疑者提出的最重要的一條理由是：探望權本質上是一種精神需求，而法律調整的只是個人的外在行為，縱然子女出于法律約束，形式上定期去探望老人，但如果口不應心、言不由衷，最終并無法給老人帶來真切的關懷和慰藉。在這種前提下，哪怕將來再引入社會征信系統做進一步約束，其實際效果同樣不容樂觀。

　　“老有所依、老有所養(yǎng)”是我國延續(xù)了數千年的傳統美德，同時也是現代國家和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老齡化社會正逐步到來已是不爭的事實，僅從數字上看，截至2014年底，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已達1.37億，占總人口的10.1%。未富先老、城鄉(xiāng)發(fā)展不平衡、家庭規(guī)模小型化等原因，導致老人長年獨居、有病不敢醫(yī)等一系列養(yǎng)老問題。盡管“養(yǎng)兒防老”是傳統沿襲下來的名言，但家庭結構乃至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客觀上要求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家庭養(yǎng)老模式。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對很多80后獨生子女來說，往往需要面臨異地工作又要照顧四個老人的狀況，即便是主觀上想盡到責任，但在巨大的經濟壓力之下也未必完全能夠實現，而這樣的難題恐怕也非簡單法律強制所能解決。

　　對每個家庭而言，子女有贍養(yǎng)老人的責任和義務，但如果把上千萬家庭同一視之，那么養(yǎng)老就應該回歸到社會問題的視角，而不僅僅是個體責任，不是有網友經常吐槽，法律可以規(guī)定子女要“�；丶铱纯础�，但真正敢請?zhí)接H假的又有多少?要實現家庭養(yǎng)老與社會養(yǎng)老的融合，眼下最需要的就是在各盡其責的基礎上，打通二者的關聯通道。就此而言，無論是此次上海依《條例》實施的“老年綜合津貼制度”，還是前不久北京表態(tài)要探索的“子女帶薪家庭護理”模式，都是不錯的嘗試。唯此，才符合“十三五”規(guī)劃綱要所強調的：應對人口老齡化，需要加強頂層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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