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希望看到勇敢的官員以身試水之后,膽怯的百姓猶自遠遠觀望、不敢下水。說到底,這是囿于制度層面的嚴酷現(xiàn)實,道德層面的勇敢只是無關大局的輔助手段。
浙江“可游泳河段”申報活動日前啟動,浙江省人大副主任茅臨生表示:“是否可以下河游泳,嘴上說了不算,要我們自己跳進河里,游給人民群眾看,才能讓人民群眾信服!
領導干部以身試水,在浙江已不是新鮮事。去年2月,杭州毛源昌眼鏡有限公司董事長金增敏在微博上說,瑞安市一河流污染嚴重,若環(huán)保局長敢下水游泳20分鐘,他出20萬元。同年3月,浙江省省長李強在全國兩會上回應此事時表示,“環(huán)境治理速度還是不夠快,執(zhí)法監(jiān)督還是不到位,距離每條河都能下去游泳的要求,還有較大距離”。一年多時間過去,浙江省相關部門要求領導干部以身試水,檢驗治污是否已達到“每條河都能下去游泳的要求”。
對普通百姓而言,此事所導致的感動自然是依于常理的。你說污染嚴重,那人家那么大的官,都下河游泳了,元芳,你怎樣看?只是,面對河流污染的普遍存在,我們首先應想到的是治理的決心與措施,以及隨之而來的數(shù)據(jù)化效果,而不是以身試水這樣的莽撞作為。我們不希望看到勇敢的官員以身試水之后,膽怯的百姓猶自遠遠觀望、不敢下水。說到底,這是囿于制度層面的嚴酷現(xiàn)實,道德層面的勇敢只是無關大局的輔助手段。
將污染等需要治理的具體問題落實到空泛的道德層面,而非制度層面,必將導致一種可想而知的混亂。而普通百姓對此類豪言壯舉的不信任或懷疑,自有其理性的依據(jù)。官員們說,因為他們下了河,這水就是干凈的。那公眾還會說,因為西紅柿價格下降了,高曉松才于去年離了婚。這實際上是在質(zhì)問,憑什么說,你們下了河,水就是干凈的?不難看出,在這里,官員和公眾使用的是兩套邏輯。
重要的問題還在于,當我們表示治理污染的誠意時,能夠以數(shù)據(jù)說話,能夠以事實表明修正之后的成績。而百姓看到了,就會自己下去游泳,領導同志只在岸上看著就行了,并因看到百姓在河里放心地游泳而感受到頗有道德感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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