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權力受道德約束的普遍性
雖然在階級社會中,在權力與其公共性質(zhì)的制度背離之下,存在著權力私有化的邏輯合理性,但是,在統(tǒng)治階級與掌握權力的統(tǒng)治階級中的個體之間,還是存在著一個群己關系的。在一切存在著群已關系的地方,都存在著道德的問題。所以,在階級社會中,權力也受著道德規(guī)范的約束。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權力為道德規(guī)范所制約受到了足夠的重視,統(tǒng)治階級在官吏是否擁有道德意識、是否遵從道德規(guī)范即是否有官德的問題上,是有著嚴格的要求的。在思想家們的著作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些社會中對權力的道德規(guī)定。古希臘著名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學》中特別強調(diào)對政治至善性的追求,認為權力在運行中合乎理想的道德境界所表明的是“一切社會團體均以善業(yè)為目的!(注: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3頁。 )在中國歷史上,孔子則強調(diào):“政者,正也”(注:《論語•顏淵》。),所表明的也是要求權力為謀取眾人之事服務,不要偏向從政者個人私的一方,自君王以降,一切掌權者都應本著公正的原則,正直地做人,在其為官的行為中做到公正、廉潔、為公、愛民、不阿等。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行政人員群已的道德調(diào)節(jié)更為重要,因為這種群已關系在多大程度上是合乎道德理想的,決定了社會主義公共行政的性質(zhì)。也就是說,不受道德制約的行政人員和不合乎道德標準的行政行為,必然表現(xiàn)為官僚主義,必然傾向于利用一切機會以權謀私,以致于離間公共權力與公眾的關系,甚至在這種關系中楔入對立的種子。這也就是社會主義公共行政的異化。
權力道德約束的普遍性不僅存在于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歷史階段中,而且也是“官吏”、行政人員在公共管理中實現(xiàn)自我的普遍途徑。在中國歷史上,關于德與位之間關系的分析,闡發(fā)了官吏自覺接受道德約束的合理性!抖Y記•中庸》中說:“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注:《禮記•中庸》。)相反,無德就會失其位,如果貪污腐敗、以權謀私,則有可能得其刑,甚至落個斬首示眾失其壽的結果。不僅官吏需要有“德”,而且高高在上的君王,也需要有“德”。“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注:《禮記•中庸》。)天之所以成為崇拜的對象,是因為有德;君主若要與天地共享人們的尊敬,就必須以自己的德行明昭天下,方可得到人們衷心的擁戴。正是基于這種認識,在中國歷史上,歷代統(tǒng)治者及其思想家總是極力倡導以德來約束權力,并試圖建立起道德信仰,以求喚醒當權者的知恥之心,并促使他們在對身后名譽的追求中實現(xiàn)人格的升華,從而在行使手中的權力時,能夠主動地使自己的行為合乎道德標準。
權力道德約束的普遍性還在于它能夠帶動整個社會實現(xiàn)自律的普遍化。雖然權力來源于社會公眾,但在任何社會中,掌握權力的人畢竟是為數(shù)極少的一部分人。根據(jù)以往的思維程序,我們也許會堅持“官德”、行政道德規(guī)范是社會道德規(guī)范的子集,是整個社會道德體系中的一個部分,它的內(nèi)容以及功能表現(xiàn)都取決于社會道德的狀況。因而,不是“官德”行政道德決定了社會風氣,而是社會風氣決定了“官德”、行政道德。事實卻并非如此,一個社會中的“官德”、行政道德的狀況,對整個社會的道德風氣的狀況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因為,官吏、行政人員無論在人數(shù)上是多么少的一部分,但卻是直接掌握權力的,處在一種直接支配社會資源配置狀況的位置上,其道德行為和道德風貌不僅為社會大眾所關注,而且直接對社會大眾起示范效應和導向功能,影響著民德和民風?鬃诱f:“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注:《論語•顏淵》。)孔子把掌權者的道德狀況比作風,把老百姓的道德狀況比作草,認為風往哪邊吹,草就會向哪邊倒。表面看來似有所絕對,但細細品味卻覺得恰是如此。以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建設的過渡時期來看,所謂道德滑坡、社會風氣的敗壞,不恰恰是從“官倒”、貪污腐敗、以權謀私開始的嗎?所以,孔子希望掌握權力的人應當重視德政,愛好禮義,清正廉潔,極少貪利之心。一旦做到這一點,就能夠促使普通百姓學禮義,講道德,美風俗。這就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注:《論語•子路》。)
當然,在中國歷史上,存在著把公共管理中的“德”絕對化的傾向,即把德提高到興國安邦的地位上?鬃诱f:“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注:《論語•為政》。)東漢時期的哲學家王充也說:“治國之道,當任德也。”(注:《論衡•非韓》。)若“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注:《國語•齊語》。)作為反例:就是“桀以奢亡,紂以淫敗!笨傊,“德”是國之興衰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說,當權者的道德是贏得民心和民意的重要法碼,對統(tǒng)治的穩(wěn)固和國家的治亂興衰有著直接的影響。所以,歷代統(tǒng)治者總是要求官吏們“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以實現(xiàn)“治國”、“平天下”的目標。歷史經(jīng)驗證明,這種把“德”絕對化的做法并不可取。因為在“德治”的思想前提下并未切實地實現(xiàn)“道德”的制度化,因而,道德制約權力功能的發(fā)揮往往取決于最高統(tǒng)治者個人的素質(zhì)和好惡。這是“德治”絕對化的失敗。所以,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人們開始尋找另一條更為可靠的道路,因而法律制度的選擇被作出,并迅速地得到了人們的普遍認同。但是,法律制度的治國之道也存在著絕對化的傾向,其結果也勢必與“德治”絕對化一樣,是有害的。
在公共管理中,道德建設與法律制度建設一樣,都具有普遍意義。在歷史上,法律制度的匱乏并不意味著是對法律制度普遍性的否定。相反,歷史上一切權力運行方式的壽終正寢都證明了法律制度的缺位。在今天,行政道德也是這樣,它的缺位也是極其危險的。我們強調(diào)道德在公共管理中的普遍意義,同時,我們也強調(diào)法律制度在公共管理中的普遍意義。但是,我們反對任何一個方面的絕對化。也就是說,我們認為這兩個方面是相互補充,相互支持的。在當前腐敗泛濫,以權謀私猖獗的情況下,加強道德建設,尋求行政人員心靈向度對廉潔行政的支持,是更為迫切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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