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國考公告和大綱已經出來,今年國考申論延遲至180分鐘,華圖教研中心資深專家?guī)湍銈淇紤獙ΑW?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長期保持了快速增長之勢,并逐步走出一條以外貿出口拉動為主的外向型經濟增長之路。在這一增長模式的形成過程中,有許多與主客觀相關的內外部因素,其中重要的是:(1)近現代中國長期以來積貧積弱,改革開放前經濟基數極為低下,1978年人均GDP水平大約僅相當于美歐日等發(fā)達國家的1/44。(2)歐美等高福利國家為中國等新興國家的產品出口,提供了巨大的消費市場,并且美英等一些國家舉債消費突出,為此背負了巨額的國際債務。(3)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據此形成的所謂“人口紅利”、“土地紅利”等潛力巨大,長期以來具有明顯的比較優(yōu)勢。(4)1994年中國實行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一次性將人民幣匯率大幅貶值34%,為“中國制造”創(chuàng)造了極為有利的貨幣條件。(5)“二戰(zhàn)”之后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包括日本、韓國、中國臺灣、香港、新加坡、泰國等在內的東南亞國家(或地區(qū))在其經濟起飛階段,均不約而同地采取了這種以外貿出口帶動本國經濟增長的發(fā)展模式,彼此極為相似,相信當中必有其內在的規(guī)律性。這主要應歸結為亞洲國家大致相同的歷史條件、發(fā)展水平、市場環(huán)境、人口素質、文化特征等諸多因素。
(一)1994年中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重大影響
總體來看,1994年中國所進行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影響巨大,這不僅局限于中國經濟及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形成中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而且涉及東南亞等周邊國家,甚至影響到全球經濟增長格局發(fā)生的重大變化。
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在我國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形成中,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催化劑作用。其原因在于:這次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是1949年解放后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下首次進行的重大改革,它不僅標志著長期以來我國由政府“官定”人民幣匯率,由此走向以市場供求為取向的匯率形成機制;而且在于創(chuàng)新推出的所謂“結售匯制”及“匯率并軌”等舉措,并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由匯改前的大約5.7:1,一次性巨幅貶值為8.7:1。
依據市場調劑匯率實行的“匯率并軌”,看起來自有其合理性,因為當時國內外匯極為緊缺并且將匯率管理的改革目標設定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但問題在于:改革前中國的外匯資源主要控制在國家手中,分散在各地的外匯調劑中心(當時尚未組建全國統(tǒng)一的外匯調劑中心)只是外匯計劃之外的必要補充,其來源主要是當地外貿企業(yè)的少量外匯留存。因此,當時外匯調劑中心實際上是一個相當分散的市場,并不能代表或代替中國外匯市場的總體供求狀況,所以也是一個不完全市場。從而出現:當時外匯調劑中心所形成的人民幣匯率,雖然遠高于計劃匯率并不斷上漲,但那反映的只是國家外匯管理計劃之外的市場供求狀況,并非全國外匯總量供求平衡的結果。而當改革將人民幣匯率大幅下調之后,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立刻發(fā)生了逆轉,由之前的供不應求轉變?yōu)楣┻^于求,并從此開始了我國外匯儲備大幅增加的歷程。
我們試想:如果1994年匯改所實行的“匯率并軌”,當時不是依據外匯調劑中心所形成的市場調劑匯率,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一次性由5.7:1巨幅貶值為8.7:1,而是綜合考慮計劃內與計劃外的總量供求平衡,將貶值幅度有所收窄,比如說大約確定為7:1,即選擇一個更加接近實際均衡匯率水平的人民幣價格,那么后來的演進格局也許就會出現很大的不同。具體設想可能是:中國的外貿進出口也許不會像后來那樣出現爆發(fā)式的持續(xù)高速增長,外匯儲備也不會立即及巨額增加;“中國制造”的競爭優(yōu)勢未必會那樣凸顯,以致全球低端制造業(yè)等各種要素齊聚中國;中國固定資產投資或許不會出現長期持續(xù)過快的增長局面,以致投資規(guī)模過大,并造成經濟結構、比例關系的嚴重失衡等等。
當然,1994年匯改形成的影響,事實上不僅在于“匯率并軌”以及將人民幣匯率一次性大幅貶值,而且在于這種體制在設計上首次實行的所謂“結售匯制”。在當時國家外匯緊缺的情況下,對于集中國內有限的外匯資源并使之合理使用,可能有其合理性,但長期來看卻弊端重重,主要有三個:一是扭曲外匯的供求關系,并不斷積累這種不平衡,直至形成一個并不能真實反映市場供求狀況的單邊市場;二是導致中國的基礎貨幣投放渠道發(fā)生了顛覆性改變;三是主要是與美元掛鉤,這就造成人民幣匯率在管理上仍然十分被動,給中國宏觀經濟的發(fā)展與調控帶來諸多問題。
總體來看,1994年中國所進行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影響巨大,這不僅局限于中國經濟及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形成中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而且涉及東南亞等周邊國家,甚至影響到全球經濟增長格局發(fā)生的重大變化。
(二)外貿依存度是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主要標識
中國作為世界頭號出口大國,目前外貿依存度仍維持在50%左右,實屬典型的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
所謂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主要是指外貿進出口在拉動一國經濟增長中所發(fā)揮的主導作用,通常情況下可由外貿依存度加以標識和說明。在外貿依存度上升階段拉動經濟增長,出現拐點下滑時,轉為負效應。
外貿進出口大幅增長并導致外貿依存度持續(xù)上升的過程中,往往也是引進外資不斷增加的重要階段,此時必然會伴隨著國家外匯儲備的大量增加。中國外貿進出口持續(xù)增加、外貿依存度顯著提高與外匯儲備巨額增加的并行時期,主要正是發(fā)生在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之后,并在1994-1997年和2002-2007年兩個階段最為突出。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fā)生之后,外貿形勢發(fā)生的變化,突出表現為兩大特征:(1)大起大落極不穩(wěn)定,(2)且日漸式微。這當中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雖然2008年之后,中國的進出口形勢出現波動并使貿易順差明顯減少,但同期外匯儲備卻依舊保持巨額增加之勢,2008-2011年分別增加4178億、4532億、448億1和3338億美元,十分迅猛。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貿易及其順差所為,而主要是一個貨幣因素,即人民幣對美元仍保持明顯的升值預期,從而促使外資流入增多所致。
外貿進出口及其順差不斷擴大、外匯儲備持續(xù)增加的時期,其對經濟形成的拉動作用,不僅體現為國際市場對中國產品生產出口所提供的巨大需求,而且還會為國內帶來巨額流動性,進而帶動固定資產投資持續(xù)擴大。但這種格局在2008年之后,因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而發(fā)生了重大改變。由過去長期以來主要依靠外貿進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改變?yōu)楦右揽抗潭ㄙY產投資的拉動。并且,在固定資產投資巨額增加的表象中,其內在結構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表現為:過去在我國固定資產投資構成中,主要為企業(yè)生產性投資、政府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產投資等三位一體,相對較為平衡;而2008年之后由于產能過剩的矛盾凸顯(尤以2011年之后更為突出),民營資本所進行的生產性投資明顯下降,政府投資則充當了一個更為激進的角色。這就是近幾年來政府融資平臺公司驟然崛起的原因,從而使中國經濟的增長,快速演化為由投資與出口雙引擎拉動的增長模式。
最后,順便說明一個問題:有的專家學者根據近幾年來凈出口在拉動我國經濟增長中所發(fā)揮作用并不大的事實(多數情況下甚至是負效用),得出一個結論,認為外貿進出口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拉動作用實質上不大,還借以否認中國是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看法。這實屬誤解,因為當年凈出口的增減變化,影響的只是同年GDP的增長率,而與是否為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并無太大關系。衡量一國是否為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主要標識,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外貿依存度;而計算外貿依存度的關鍵之點,是出口而非凈出口。從這點出發(fā),中國作為世界頭號出口大國,目前外貿依存度仍維持在50%左右,實屬典型的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因此,外貿進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作用,自然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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