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吸引著國內外人士的目光。筆者閱讀時發(fā)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里,有三個“讓”:“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fā),讓一切創(chuàng)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fā)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筆者的感覺是:我們黨更強調市場決定性作用、人民的創(chuàng)造力、百姓的需求和改革成果的共享。
由此,想到了百姓的“自由度”。
新時期以前,計劃經濟尤其是“左”的思想影響下,百姓的“自由度”少得可憐。記得有一案例說,當時有農民在自己宅院中種棵棗樹、出售大棗若干,被舉報發(fā)現、批為“資本主義尾巴”,棗樹也被野蠻砍去。新時期啟動時,鄧小平說,“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就是意味著,對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不是作細枝末節(jié)“小修小補”,而是作根本性的改變。從農村聯產承包、不再扣“投機倒把”帽子,到政府“放權讓利”、私人開個店辦個廠都行、勞動者膽大的到海外發(fā)展也放行,政治禁錮的帽子大大減少,老百姓的“活路”多起來了。由此,老百姓逐步理解,改革不就是小人物干事的“自由度”明顯提升嗎?
恩格斯晚年,曾有一位雜志記者問及“你和馬克思的全部學說如何用最簡單的語言表達”。恩格斯在回答時,引用了《共產黨宣言》的那句著名判斷:“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的條件!惫伯a黨人的宏偉事業(yè)就是為著全人類解放的。人,就是人民群眾,是老百姓!叭俗杂砂l(fā)展”的“自由”兩字,告誡我們:“從人出發(fā)”,是黨和政府為民辦事的要義。
百姓自由度,以經濟學語言來解析,簡要地說,就是市場經濟發(fā)育、發(fā)展,重要的在于要素流動的順暢,這個“要素”,包括勞動者、技術、資本等,要素流動起來了,就為“優(yōu)化配置”形成了前提條件。
所謂“資源、要素優(yōu)化配置”,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是由人的主觀意志而是由市場根據平等性、競爭性、法制性和開放性的一般規(guī)律,由市場機制通過自動調節(jié)對資源實現的配置,用“看不見的手”進行優(yōu)勝劣汰。也就是前文所引論的“三個讓”的前兩個“讓”。有了市場經濟的充分發(fā)展,財富增多了,就需要分配合理,利益共享,這是第三個“讓”給我們的要求。
公報提及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消除“制約城鄉(xiāng)發(fā)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財稅體制(給地方更多利益);“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放寬投資準入”(大力支持上海自貿區(qū)試點)等等,都體現著“百姓自由度”、也就是“要素自由度”的提升。
改革事業(yè)已經有35年了,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啟動”、十二屆三中全會的“商品經濟體制改革”、十四屆三中全會的“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十六屆三中全會的“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到如今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改革主線、主調一直未變,市場取向的要求越來越清晰。改革的真諦是人的解放,是老百姓干事業(yè)越來越自由、越來越有序,生活水準越來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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