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北京公務員最新時事：“公章私用”

　　時事政治：一個行政機關，大到公章、制服，小到信封、便箋，都具有公權力的符號意義。

　　因為自己同家人出行受到巡警的幫助，山西大同市檢察院副檢察長李勇向警方寄了一封感謝信。由于這封感謝信加蓋了公章，有網友質疑李勇公車私用。對此大同市檢察院予以否認，李勇辯解說，加蓋公章，是為了證明所敘事實真實可靠(《南方都市報》9月7日)。

　　個人寫感謝信加蓋上檢察院公章，這事一看就不簡單。雖然官方否認有公車私用，但口說無憑，要讓他人相信，恐怕不容易。其實大同檢察院只需將本院的公車詳情曬曬就可以了，這樣大家就能看清，其中有沒有李勇感謝信提到的別克商務車。

　　這起事件中“公車私用”，目前還只是個疑問。但是“公章私用”卻是鐵板釘釘的—檢察院的公章，是公權力的象征，只應在公務行為中使用，這位副檢察長既然并非駕駛公車執(zhí)行公務，而只是個人因為私事，向其他單位寫封感謝信，這與檢察院何干?

　　“公章私用”，這其實比“公車私用”更嚴重，“公車私用”，只是個人占了些公家的便宜，但“公章私用”，可能會讓公權力從國家公器變成個人私器，導致權力的濫用以及尋租行為。雖然看起來，大同副檢察長李勇私用公章，未造成惡劣后果，但是，檢察院的章竟然可以隨便蓋，這足以表明大同檢察院的管理漏洞。

　　法治社會要求公權力規(guī)范運行，而規(guī)范的一個關鍵，就是公私分明。一個行政機關，大到公章、制服，小到信封、便箋，都具有公權力的符號意義，如果公務人員利用職務之便，將這些東西用于滿足私人要求，服務私人利益，那么，將會損害政府的信用，危及他人合法權益，因此，絕不是一件小事。

　　媒體曾報道，德國的一位經濟部長曾用公用信箋給企業(yè)寫了一封推薦信，因此而被罷官，公眾和媒體指責他用經濟部的信譽給他人做擔保。一張薄薄的公用信箋，就讓經濟部長丟了烏紗帽，倘若是私用公章，問題恐怕更嚴重，不只是“罷官”就能收場的。

　　從眉山市委宣傳部辦公室主任發(fā)公函要求照顧子女入學，到文昌市政府發(fā)公函要求法院改判官司，再到這次大同檢察院的例子，一些地方“公章私用”現象，當引起警惕，對于這種公權濫用的行為，相關部門萬不可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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